告別七十五年教學生涯的一堂課(1986)
錢穆
一代大儒錢賓四先生,以民國元年十八歲時初任江蘇無錫地方鄉村小學教師,後歷任中
學、大學救職,迭經戰亂,南北輾轉,而弘道、研究、著述事未嘗一日廢;至今年六月九
日九二高齡在台北外雙溪「素書樓」主講告別教學生涯的一堂課業止,凡七十五寒暑,著
作等身,桃李無數。
聯副今日特別坡露六月九日午後此一具有紀念性之講演全部內容,以窺見賓四先生於民族
憂患之時代中,苦心孤詣為維護傳統文化所發沉痛之呼聲與堅定之信念,讓我輩於思考中
國民族之課題時,庶幾有所啟發。(編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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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今年最後三個星期課,第一個星期是我向諸位做臨別贈言,第二星期是諸位向我發問
,現在第三星期最後一課,臨時有其他事項發生,只能縮短時間,作一番隨便談話。
今天的談話,依照慣例,就當前最近社會發生的事項,分作兩項談。第一項,再過兩天就
是端午節,我想對此節日談幾句話。另一事發生在過去兩天內,是一項學術會議,諸位或
許並未注意到。我有一老學生,在台南成功大學史學系任教,又兼台中東海大學課。他在
該會開會前一晚,從台南來台北,通電話來我家看我,我纔知道明天在政治大學要開王安
石司馬光九百年紀念會。他是被邀請來出席的。他只參加上午的開幕儀式,下午就要回台
南。該會詳情,報上未有報導,一切我並不知。可是我今天要略為講述有關王荊公司馬溫
公兩人新舊黨爭的經過。
●關於宋代王安石、司馬光新舊黨爭之經過諸位或許認為王馬兩人,只是中國歷史上人物
。諸位或不知,這兩人乃是最近一百年來近代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。但最近一百年來
的變化,不知有多少,太多太複雜。王安石司馬光兩人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地位,早已被遺
忘,或許諸位已不知道了。
最先康有為不主張革命,主張保皇變法。他有一學生梁啟超,講變法運動,名滿全國。戊
戌政變,譚嗣同等四君子遭難,康梁師生搭了日本輪船逃到日本,沒有和四君子同受災禍
。梁任公逃到日本後,寫了中國六大政治家一部書,上自戰國商鞅,下迄明代張居正,凡
屬在歷史上變法的,如王莽等六人,全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。這部書並不由他一人
寫,有朋友同他合作。王荊公單獨成一書,乃梁任公親手所寫。那一年寫的,我不記得了
,大概他離去北京約十年,便寫出此書。當時這書幾乎是全國學人一本人人必讀書。不知
道經過這許多年,諸位或許連書名都不知道了。中國近代社會變化之大,真是開天闢地,
為以往歷史所未有。
我曾告訴諸位,我當了小學教師後,讀王荊公全集,我是一佩服崇拜王荊公的人。但梁任
公這本書,稱讚王荊公變法,我讀了卻並不十分贊同。為甚麼呢?他這本書,講王荊公反
面的司馬溫公,我認為講得太過分,太不對了。當時反對王荊公新法的,司馬溫公只是一
主要人。譬如歐陽修,是荊公溫公的老一輩人物,但晚年同也反對新法。又如蘇東坡,與
荊公溫公是同輩人物,同也反對新法。
新舊兩黨實多是君子,中間出了一個蔡京,始是一道地的小人。諸位讀宋史,這該是知道
的。他本是王安石新黨中人,但是司馬溫公上台,舊黨得政,蔡京還留在政府做事。司馬
溫公拿新政一件一件改過來,王荊公方退居南京,聽到一切,不當一件事。直至聽到罷免
免役法,纔說,這還該變嗎?這一法既已推行,實不易再變。只有蔡京,第一個在京都努
力實行罷免免役法,深受司馬溫公欣賞,很看重他。結果他後來當政,又一變推行新法,
舊黨重要人物盡被貶黜。這是宋史裡面大家知道的一件事。最後徽欽二帝蒙塵,可說盡受
蔡京影響。
●論語上說:「君子群而不黨。」在中國歷史上政治場合中,攪出黨來,都不是好現象。
新黨王荊公我很佩服,並不是個壞人。舊黨司馬溫公、蘇東坡,甚至老一輩的歐陽修,我
也都很崇拜,都不是壞人。這裡面就有一個大問題。可以說當時主張新黨的多是君子,舊
黨也多是君子,但何以君子同君子間,攪成這麼一套來?這一問題,今天我特地提出,請
諸位注意。諸位研究中國史,有中國史上難解決的問題。論語上說:「君子群而不黨。」
我喜歡講論語,講孔子。在中國歷史上政治場合中,攪出黨來,都不是好現象。
其實就歷史實況論,中國史上的所謂黨,也並不如近代西方的黨。中國歷史上之黨,可謂
乃有其名,無其實。即如晚明的東林黨亦然,但可以然,但已不勝其禍。諸位研究中國史
,對此一層需要深心體會,好加解釋。就像宋代,王荊公、司馬溫公都不是壞人,而新舊
黨爭,宋代就這樣送掉了。送在甚麼人的手裡呢?就是蔡京。你們爭,他得意。這是一個
極重要的講中國史的大問題。
我以前曾屢次告訴諸位,我對中國近代人物最佩服孫中山先生。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義
,最先第一項便是民族主義,他在三民主義的演講中,並不鄭重提到政黨。他說國民黨是
個革命黨。這是甚麼意思呢?中山先生似乎說,倘使經過軍政訓政憲政,革命完成了,便
不需要黨。這樣解釋對不對?我是黨外人,要請黨內人批評。我認為孫中山先生是這樣講
的,所以在他三民主義的講演中,不鄭重提到一黨字。他的五權憲法,照西方的三權,再
加上兩權,一個是考試權,不僅被選舉人要考試,連選舉人也需先經考試。選舉考試是中
國歷史傳統,遠自西漢以來,已歷兩千年之久。並不是照現代西方說法,每一個國民便有
選舉權。東西雙方文化傳統顯見有不同。
以上所講,似乎只是我個人意見。這意見對不對?我根據歷史書,諸位可去細讀,自加判
定。孫中山先生並沒有在別處更詳細講到黨和黨的選舉,五權中考試權,這是由中國歷史
上的考試制度來。西方政治以前沒有考試制度,最近英國開始學中國,纔有考試。第二次
大戰首相邱吉爾,他是黨的領袖。他本任海軍部長,他並不曾學海軍,乃由黨員受職。但
是他們學了中國,海軍部有兩個次長,一是黨員,一經考試任用。直到今天,英國人學中
國人的考試制度,門類甚多,並不止海軍一項。西方人只學了中國人考試制度的一部分,
而仍不失其傳統的黨的組織之重要性。並不像中國人學西方,便要全部放棄了自己傳統。
這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特為高出與偉大處。但當前的中國人,並不鄭重注意
五權憲法中之考試權。從前歷史上怎麼考的,兩千年的經過,種種變化,都不注意了。這
一層暫時不講。
●王荊公不作昌黎傳人,有志學孟子;我讀了王荊公全集,纔開始攻讀宋明理學家言此刻
我要告訴諸位的,諸位講新講舊,今天是新,古代是舊。諸位都贊成新,不贊成舊。不知
新舊兩字,實在難加分辨。即如王荊公變法稱新黨,司馬溫公一般人加以反對稱舊黨。其
實依照當時歷史情實,並不如此。司馬溫公是一史學家,諸位都知道,上一堂上課我們還
講他的資治通鑑。資治通鑑乃是依照左傳繼續寫下,寫戰國,寫秦漢,直寫到隋唐五代。
王荊公則是一經學家,兼是一古文家,這是不錯的。我讀王荊公全集,我也告訴過諸位,
因為桐城派提倡唐宋八大家,而依秩誦讀到荊公集。其實王荊公主要精神還是在經學,他
執政以後,司馬溫公不管政治,寫他的資治通鑑,而王荊公則在朝廷設局,闡述五經新義
。他因看不起漢唐後代的經義,他要重寫一部新經義。他的兒子乃及新黨裡的重要分子,
都參加在裡面寫。
歐陽修曾貽書給王荊公,說,我本有意作韓昌黎講究古文的傳人,今讀兄文,乃知昌黎傳
人應屬兄。至於歐陽修如何提倡韓昌黎古文一切經過,今不詳講。他們同是江西人,不過
歐是前輩。而荊公回信卻說,公有志學昌黎,我則志在學孟子,與公志向不同。我曾對諸
位一再講到王荊公的三聖人論,這就是他有志學孟子一明證。我曾受該文莫大影響,這一
層我也早和諸位講過。我讀了王荊公的全集,纔開始有志攻讀宋明理學家言。
上述那位成功大學史學系先生對我說,我在先生堂上聽先生講過,宋代理學從古代經學來
,我一直記好這句話,近十幾年來我研究宋代學術史,證明這句話不錯。他那天晚上在樓
上同我這樣講的。我們當知經學家與史學家有意見不同,朱子即為此要寫通鑑綱目。王荊
公是一經學家,司馬溫公是一史學家,政治意見自不同。我在幼年時,尚不懂經學與文學
的分別。依照梁任公的說法,王荊公的文章在桐城派古文辭類纂裡面所未經選入的,如三
聖人論之類,都當歸入近人所稱述的學術文之內。我纔從此走進了攻研理學的門路上去。
●關於所謂新學、舊學的看法我再告訴諸位,經學在宋代初年,實在是一套新學問,史學
則比較是一套舊學問。宋朝開始,一般人都講漢唐,王荊公提前講夏商周三代。這便是要
講經學。韓愈說為古文是要提倡古人之道,但學韓愈的,卻走上了古文一條路。像歐陽修
,雖也講經學史學,但終以文學為重。司馬溫公幫皇帝寫資治通鑑,講歷史,講政治,主
要講漢唐實乃當時的一套新學。而王荊公講的經學,主要講唐虞三代,實乃是當時的一套
舊學。王荊公曾對宋神宗說,你不要只想做漢唐明君,你該學做唐虞夏商周三代的聖帝明
皇。這在史書上明白記下,這不是講古代嗎?如此說來,講漢唐近代應是新,講唐虞三代
應是舊。司馬溫公應稱新派,王荊公應稱舊派。
其實遠在春秋時代,上自管仲,下至鄭子產等,都該是新派。而孔子所想望的,如他夢見
周公,則應是舊派。而在當時則群認孔子為新。有如近代孫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,他自稱
為先知先覺,對其聽講的國民黨同志則認為是後知後覺,而全國民眾則都是些不知不覺。
這種講法,都是中國三代人的口吻。孫中山先生真算得是中國近代一天降之大聖。我中華
民族的文化傳統,正在此等處,可謂與歐西民族大相異。此正貴好學愛國之士所當深思而
明辨。
但是換句話講,司馬溫公之學是當時所流行的,王荊公之學是當時所不流行的,所以說王
荊公是新學,司馬溫公是舊學。諸位今天要講美國,講科學,講民主,豈不正等於當年的
司馬溫公。我在這裡講中國,講孔子,講孫中山先生,豈不正等於往年的王荊公。如此則
豈不講舊的就是新,講新的又即是舊。講美國講民主講科學,民國以來大家講,今天說來
豈不是舊了嗎?我講中國民族,講孔子,講文化舊傳統,今天大家不講,豈不轉成為新的
了嗎?諸位不能只聽新與舊一名稱。現在講孔子是舊,在當時孔子最是新。只有幾個人聽
他講,不僅魯國衛國,全中國各諸侯各處人民,沒有照孔子這樣講的。所以我敢於今天這
樣講,我就是學王荊公,就是學孔子。大家這樣,我不這樣。人家認為舊,其實是新。大
家認為新,其實是舊。新舊分辨真難講。至於講是非,則又是另一問題。
●中國人的舊政治,我勸諸位不要拿專制兩字來講;看宋神宗是如何對待司馬溫公即可知
其一斑,南宋陸象山已開始作平反,認為王荊公不這麼壞。朱子也同意象山說法。到近代
,大家又忽然講變法維新,對舊問題又發生新意見,王荊公升在天上,司馬溫公掉落到地
下去。我前幾堂講過王荊公,也講過司馬溫公,司馬溫公至少不是一個壞人小人。
中國人的舊政治,我勸諸位千萬不要拿專制兩字來講。宋神宗相信王荊公,把他升為宰相
,但也看重司馬溫公。司馬溫公不肯做官,但仍請他編寫資治通鑑。司馬溫公不肯留在汴
京,便讓他把書局移到洛陽去。諸位聽呀,這種政府,那算得是專制。其實司馬溫公雖不
肯在政府擔任實際(脫漏)
梁任公的書,講新派如在天上那般好,講舊派不成話,對司馬溫公沒有一句好話。到胡適
之打倒孔家店,連孔子都該打了。中國近百年來有這樣一個大變動大問題,如講王荊公同
司馬溫公的那些問題,諸位今天已全不知道。我所以反對梁任公,就是反對他這種地方。
當北宋亡國時,當時人都把來歸罪於荊公新政。但到行政職務,只閉門著書,也並未結黨
來反對政府。中國人群而不黨。上自東漢的黨錮,下至明代的東林黨的名稱,都是別人用
一黨字名稱來加在他們身上。實際上,中國歷史從來沒有像西方般的政黨出現。這又是此
刻難於詳細辯論的。
當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,並不是一人一手來編,幫他最重要的有幾個助手,一位幫他編寫
唐史,此人尚在科舉應考中。朝廷聽從司馬溫公請求,讓他請此人去做助手。通鑑編成,
朝廷又聽從司馬溫公請求,此人未經考試仍授以進士及第後之職位。諸位聽聽,如此等事
便算是朝廷專制嗎?這真太冤枉了。
司馬溫公所編資治通鑑一書之意義與價值,此處暫不論。我最衷心佩服他的,他每日進出
編寫通鑑院落的大門,看門一老僕,竟不知他有朝廷一官位,直待積年後,有人來此院落
拜訪,此老僕纔知司馬溫公在朝有官位,那又是如何般的修養。即此一端,已足證明他是
歷史上千古一大人物了。
你們試去翻讀西洋史,也有那般的故事嗎?倘使翻不到,我勸諸位,你們是個中國人,我
積年累月講,總勸諸位不要輕易批評自己中國人。中國四民社會高居第一位的士,王荊公
司馬溫公都可做為一代表人物而無愧。而現在要在社會裡找尋這樣的人,則更難了。
●或許再過十年廿年,我的姓名都被人遺忘了。求新求變真是值得驚心動魄的,諸位學歷
史,該知歷史是一些一不變的事實。我再告訴諸位,我寫國史大綱,關於王荊公新政的很
多材料,那象,這是斷然可定的。
今天我在這裡上最後一堂課,好多朋友甚至新聞記者來聽,或許再過十年二十年,我的姓
名都被人遺忘了。現在那有人再講梁任公,連胡適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。照這樣子,將無
歷史可講。譬如說陳寅恪,當時在北平那個青年讀書人不知道,但現在又誰知道得他呢?
求新求變,那真是值得驚心動魄的。做人能到老到死,這也是一幸福。但今天則不待老不
待死,時刻在求新求變中,又是何等般的人生呀?諸位學歷史,我曾告諸位,諸位身上負
了一個大責任,便是該知歷史是一些不變的事實。諸位該深切明白裡來的呢?抗戰時,我
從北平出來到長沙,我住在南嶽山上,下面是南嶽市,市內有個圖書館,藏有商務印書館
以前出版的四庫珍本。我每個禮拜只到市圖書館去借一部四庫珍本,我以前在北平所未讀
過的,中間有好多有關王荊公推行新法的參考材料。我的國史大綱是教科書,我不能在每
項材料下註明出典。我出版了,我請老友陳寅恪指教,他只說了一句話,他說,先生的書
有好多處沒有註明出處,有的我不曉得。我在師友雜憶一書中,曾講到這一點。以後我沒
有專寫一部有關王荊公司馬溫公黨爭的詳細歷史。今天纔偶然在此講到。
我不知道政治大學當前召開王荊公司馬溫公紀念會講點甚麼,不過我要告訴諸位一句話,
諸位學歷史,不講古代,講近代史,而我上述宋代熙寧變法的新舊黨爭,有關近代人的看
法,諸位大概已全不知道了,那麼諸位再想想此下中國的學術界,又將如何般的變?近代
史又當如何般的寫?這不是當前的莫大一問題嗎?政治大學開會,當然有一般年齡大的應
該知道百年內以往的經過,但我不知道他們當前的意見又是怎麼樣。總之,學術思想時時
刻刻在變動中,這絕不是一個好現象呀。
●關於端午節與紀念屈原精神現在我要講第二項很快來到的端午節,端午節紀念屈原投湘
江而死。我曾告訴諸位,自孔子起到戰國,當時全中國的學者知識分子,都抱著天下觀,
在戰國七雄間奔波來往。只有屈原,他是楚國王室的親族,所以他不得意於楚國的朝廷,
絕不跑向別國去,悲憤之餘,寧願投江而死。這不是屈原的缺點,乃是屈原一種獨特精神
之表現。
屈原的外交政策主張連齊拒秦,可知屈原心中並非只知有楚國,不知有天下。但當時的楚
王,誤聽連橫家言,親秦拒齊,不用屈原,屈原遂作為離騷投江自盡。但屈原離騷雖是上
繼詩經的一篇中國古代新文學的開山作品,而屈原實不僅是一大文學家,還是一抱有外交
遠識的大政治家,又是一忠君愛國大仁大義的道德實踐者。這真不愧為戰國時代中國一極
大人物。我屢次向諸位講伯夷叔齊,是孔子以前中國了不得的大人物。那麼屈原乃是孔子
以後中國了不得的大人物。屆原就等於伯夷叔齊,可謂乃是一聖之清者。
西漢初有賈誼,作為痛哭流涕長嘆息之治安策萬言書,文帝深賞其才。但終為朝臣所沮,
遠離京師去做長沙王太傅。他是二十幾歲一青年,胸懷抑鬱。自屆原下視賈生,可謂如孔
子所謂「後生可畏,焉知來者之不如今」。自賈生上視屈原,可謂如孟子所謂「先得吾心
之同然」。乃在長沙為文弔屈原。不久又為梁少王太傅,梁王出獵墮馬死,賈誼也憂傷不
壽。
●我勸賭位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,這是一切大本大源之所在太史公史記把賈生與屈子
同寫一列傳,後來中國人悼念屈原,纔有端午節,全國通行。但到今,則龍舟競賽已成為
端節一主要事項,可借為國際運動會作準備作訓練。我幼年時的端節划龍舟,情況之詳,
諸位可讀我的八十憶雙親一文所記自知。現在的龍舟競賽,則早已西洋化了。文化侵略,
可畏如此。而楚辭離騷,乃至史記屈原列傳,則歸入古典文學中,少人誦讀。諸位治史學
,如不通文學,則何從真知屈原賈生其人?我們是一中國人,不能專為白話文,慕效西方
文學。我平日常勸諸位求為一通人,莫為一專家,用意即在此。諸位不能讀離騷,又何從
懷念屈原其人?難道龍舟競賽,亦即是求新求變嗎?諸位當知,端午節主要用意在紀念屈
原其人,如何來作紀念,其責任即在史學家文學家身上,更在通聖賢之學的中國舊傳統四
民之首士的身上。
諸位不要認為我是研究史學的,可以不管經學文學。沒有一中國史學家可以不通經學文學
。也沒有一中國史學文學家,當不起中國文化大統為四民之首的士的身分的。西洋文學家
就是文學家,史學家就是史學家,政治家就是政治家,此為專家之學。他們沒有中國人之
所謂士,所謂通儒。我在此講學快近二十年,主要宗旨即在立矯此弊。今天趁端節來臨,
再發此言。
如宋玉,大家知道是當年屈原的學生,但司馬遷史記宋玉輪不到,卻把賈生直接屈原。這
種史學,不僅旁通文學,還要直究人生,品其人,乃可衡其文。論其文,則不足以定其人
。如曹孟德父子,創為建安文學,非不斐然成章,但又何能與諸葛孔明之出師表相伍偶。
下至說部,自西廂記水滸傳始,一切作品,何嘗不然。全部中國文學史盡如此,又不可不
知。
我屢次同諸位講,最大學問在人的心情上。讀太史公屈原賈生列傳,尤該知道司馬遷的心
情。太史公之偉大,光舉屈原賈生合傳的題目這一點,就可知道了。若要講到端午節,就
在今天大家只看重龍舟競賽一項目,其意義與價值自可知。我剛才講到王荊公司馬溫公現
在少人講了,諸位治史學,史學廣大,一切變化都能影響國家。最要一句話,我勸諸位你
們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,這是一切大本大源之所在。第二點,要根據這本源來規定自
己學問路向,來改良社會風氣。
今天我講一是前天過去的王荊公司馬溫公九百年紀念會,一是後天來臨的端午節。我上堂
喜歡同諸位講親身當前經歷,為人為學,莫不如此,纔覺親切有味,確實司據。今天所講
暫止於此,請諸位自己去親身體驗,逐步努力吧。
■(編者說明:(1)本文為胡美綺女士所整理;(2)文中小標題為編者附加。)
【1986-06-28/聯合報/08版/聯合副刊】
- Jul 15 Tue 2008 17:39
錢穆先生:告別七十五年教學生涯的一堂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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