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老蔣的日記在史丹佛大學公開,深覺蔣家人在此事上處理得宜。老蔣確實不簡單哪,能在亂軍之中寫多年日記而不輟,這點養心的工夫,當代人便難望其項背。

今天中國時報黃清龍先生在史丹佛大學寫了一篇報導,摘出228事件在老蔣日記裡的片段。老實說,這篇報導有點沒意義。如果真有誠意,直接把日記內容錄給讀者不就得了?為何還要加己意將來龍去脈評述一番?這樣不又失去了歷史現場目擊與還原之本意,又流為片段資料的道聽途說?我真不懂中時編輯是怎麼想的。

好吧,就暫且把資料從文中篩出來。以下是原文出處:
http://0rz.tw/fa4sL

-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。

-三月一日日記:「台灣群眾為反對紙菸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台之同胞,暴動地區已經擴大。以軍隊調離台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。」

-三月六日晚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見蔣,「談其駐台領事急電,要求其派機接其眷屬離台,表示局勢之嚴重」;蔣在當天日記則批評「美國人員浮躁輕薄」,擔心「如為反動派利用,使中國增加困難與恥辱」因此才會對此「不測之變」有「苦心焦慮不知所極」的感嘆。    
----->不引原典才會寫出這種東西。這個「因此」是從何說來?「苦心焦慮不知所極」的感嘆是三月八日前後,延安剿共之事未弭、又起此禍所生。請詳下。

-三月七日(蔣作出派兵平亂之決定)日記:「台灣暴動自上月二十八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縣市,對中央及外省人員與商民一律毆擊,死傷已知者達數百人之眾。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。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。惟無精兵可派,甚為顧慮。」 他也再度批評陳儀「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,及至事態燎原乃始求援,可歎!」又說「善後方策尚未決定,現時唯有懷柔以穩。台民初附,久受日寇奴化、遺忘祖國,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。」 

-三月八日日記:「台灣暴力形勢已擴張至全台各城市,嚴重已極。公俠(按,陳儀) 未能及時報告,粉飾太平,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,可痛。華北延安共匪禍正熾,而又加此不測之變,苦心焦慮不知所極。故本月多為處理台變忙碌也。」 

同日「朝課後考慮台灣問題與延安方略,召見劉雨卿 (按:廿一師師長) 指示對台灣注意各點。正午約李翼中(按:台灣省黨部主委)等談對台灣處理具體方案。」 

-「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」,則把「督導台灣事變之處理」列為最優先。至於具體的處理方案,以及已經公開的蔣親筆手諭給陳儀,指示「不可報復」,「從寬處理」等字眼,則未見諸於日記上。
-->加這段到底是什麼意思?是說「不可報復、從寬處理」的手諭是偽造的嗎?

-三月九日日記:「朝課後寫公俠信,召見劉雨卿等指示到台灣後之方針與部署畢。晚與健生(按,國防部長白崇禧) 談台灣與華北情形。」 

-三月十二日蔣在日記第三度批評陳儀:「不自知其短缺使余處理為難。」晚上又找了白崇禧談台灣事變,「彼決暫緩行,以待時局略定也。」白崇禧後來是在三月十七日由蔣經國陪同抵台宣慰。 

-三月十五日,蔣在日記寫到:「台灣事變自軍隊運到後已大半敉平,然亦未曾根本解決也。可知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。」同一天國府部隊開始對延安展開轟炸及進剿行動,而於三月十九日攻下延安。 

-接下來,蔣介石日記中的「反省錄」與「工作課目」,連續出現有關台灣善後處理措施的記錄,包括「研究台灣派員處理善後之時機」、「台灣省政府組織之發表」、「台灣省政府與行政長官公署存廢時期之決定」、「台灣省政府主席與組織之決定」等等。 

-陳儀雖已於三月十七日致電蔣介石,表示「對此次事變決議引咎辭職」,但蔣沒有同意。

-三月二十三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將陳儀撤職查辦、清查前行政院長孔祥熙財產,及要求外交部長王世杰離職,蔣在日記中批評:「三中全會對庸之(按,指孔祥熙)要求清查其財產,對公俠要求撤職查辦,對雪廷(按,指王世杰)要求去職等不負責的挾意報復,只求逞快一時而不問是否不顧大局之行為,不僅為共匪稱快造機會,實為毀滅本黨自身之禍因,黨德黨紀毀滅殆盡矣,可痛。」 
-->這一篇對理解當時老蔣的心情很重要。即便這三個人在他其他天的日記裡被罵到臭頭,他還是不贊成黨清算他們,可知老蔣此時心中第一要務始終是剿共。

-四月二十二日,行政院會議通過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,改組為省政府,以前駐美大使魏道明為省政府主席,五月十五日抵台履新,台灣事變的處理至此告一段落。

-陳儀改任國民政府顧問,五月十一日離台,隔年六月擔任浙江省主席,後因被控「勾結中共,陰謀叛亂」被捕,經軍法審訊終結判處死刑,蔣介石於一九五○年六月十四日批准執行,而於十八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槍決。 

關於陳儀「通匪」一節,已有文獻佐證。當時陳儀的外甥丁名楠是中共地下黨員,一九四五年曾隨舅父來台擔任長官公署助理秘書。一九四九年初國共內戰情勢逆轉,陳儀指派丁名楠送信給駐守松滬杭的湯恩伯,勸其「棄暗投明、戴罪立功」。但因湯恩伯告密,使策反失敗,並導致陳儀被執。 

-->陳儀槍決之處,或亦報也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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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黃先生很不得體的在特稿中做了以下的評述:「而在亂事敉平之後,他更認為「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。」以今觀之,其觀念之封建、陳腐、守舊可見一斑,若據此而說蔣介石應為二二八事件負責任,應非盡誣。 」

好個以今觀之,真虧他寫得出來!後面繼續「以今觀之」論老蔣失敗云云,就不必說了。有黃先生在,近代史家大概歇業可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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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,回到「歷史的弔詭」這篇名。彼時中央官員大概都把這件事定性為「台灣群眾為反對紙菸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台之同胞」、「對中央及外省人員與商民一律毆擊,死傷已知者達數百人之眾」,接受陳儀報告中的主張。簡言之,對於老蔣以降的中央官民而言,「外省商民」與國府統治「甫收復邊省」之威信,才是事變中的受害者。

而自李登輝時代以降,二二八事件一直被定性為「外省軍隊屠殺本省人」。利用二二八事件操弄省籍情結,大概就等於遺忘那些也算受難者的外省人吧?

http://www.228.org.tw/history228_general.php
二二八事件委員會,事件始末寫的遮遮掩掩

http://www.twcenter.org.tw/d01/d01_02/00.htm
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,二二八事件寫得像種族仇恨的文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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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蔣日記一公開,雖然關於二二八並無太重要的新頁,但足以提供另一個反思的方向:百年之間,歷史可以如此在過與不及之間擺盪。要蓋棺論定,其實為時仍早。又或者殘存下來的那些蓋棺論定的歷史,不過只是偶然的切片,歷史從來不應該有所謂的蓋棺論定。「周公恐懼流言日,王莽謙恭下士時」,值得深思。

然而這樣想,似乎又會陷入相對論的虛無裡去?史家畢竟有臧否,而不能不評釋(微言大義仍有義在其中)。錢賓四先生認為「沒有一中國史學家可以不通經學文學」,而太史公自序首述家世、後述儒學源流,都有奉孔子為圭臬之意,此由「伯夷列傳」那句「道不同,不相為謀,亦各從其志也」之解語可證。換句話說,在歷史的現象之後,史家仍應依據所奉行的哲學、立身處事的準則,對事件的脈絡提出解釋。而不是用政治立場為人立墓碑,或者簡單地一句「以今觀之」一筆帶過。

在我看二二八事件要蓋棺論定還早。如果史記今上本紀沒有被竄改得這麼厲害的話,或許能開史學、史筆、史識一道先河,看史公如何采筆,如何評述當代人(在這一點上,報任少卿書能給出的資訊實為不足)。而「漢書」以降只敢修前朝正史,不敢挑戰今上本紀,雖然有愧史公抱負,如此看來也是不得不然。

時至今日,能將同時代的歷史寫得鞭辟入裡而不失其真,大約也只有邱吉爾回憶錄之類的作品了。為什麼有些人寫的「管見」就能代表一整個世代的人,而有些人的管見永遠只是管見呢?果然還是著述者才學見識的問題嗎?老蔣寫日記,或許是個自承愚者的聰明辦法。漫漫數百萬言,留待後人評斷,無字碑與流水帳,在歷史的眼睛裡,大概相去不遠罷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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