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三月七日(蔣作出派兵平亂之決定)日記：「台灣暴動自上月二十八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縣市，對中央及外省人員與商民一律毆擊，死傷已知者達數百人之眾。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。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。惟無精兵可派，甚為顧慮。」 他也再度批評陳儀「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，及至事態燎原乃始求援，可歎！」又說「善後方策尚未決定，現時唯有懷柔以穩。台民初附，久受日寇奴化、遺忘祖國，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。」
最近老蔣的日記在史丹佛大學公開，深覺蔣家人在此事上處理得宜。老蔣確實不簡單哪，能在亂軍之中寫多年日記而不輟，這點養心的工夫，當代人便難望其項背。
今天中國時報黃清龍先生在史丹佛大學寫了一篇報導，摘出228事件在老蔣日記裡的片段。老實說，這篇報導有點沒意義。如果真有誠意，直接把日記內容錄給讀者不就得了？為何還要加己意將來龍去脈評述一番？這樣不又失去了歷史現場目擊與還原之本意，又流為片段資料的道聽途說？我真不懂中時編輯是怎麼想的。
好吧，就暫且把資料從文中篩出來。以下是原文出處：
http://0rz.tw/fa4sL
-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。
-三月一日日記：「台灣群眾為反對紙菸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台之同胞，暴動地區已經擴大。以軍隊調離台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。」
-三月六日晚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見蔣，「談其駐台領事急電，要求其派機接其眷屬離台，表示局勢之嚴重」；蔣在當天日記則批評「美國人員浮躁輕薄」，擔心「如為反動派利用，使中國增加困難與恥辱」因此才會對此「不測之變」有「苦心焦慮不知所極」的感嘆。
----->不引原典才會寫出這種東西。這個「因此」是從何說來？「苦心焦慮不知所極」的感嘆是三月八日前後，延安剿共之事未弭、又起此禍所生。請詳下。
-三月八日日記：「台灣暴力形勢已擴張至全台各城市，嚴重已極。公俠（按，陳儀） 未能及時報告，粉飾太平，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，可痛。華北延安共匪禍正熾，而又加此不測之變，苦心焦慮不知所極。故本月多為處理台變忙碌也。」
同日「朝課後考慮台灣問題與延安方略，召見劉雨卿 （按：廿一師師長） 指示對台灣注意各點。正午約李翼中（按：台灣省黨部主委）等談對台灣處理具體方案。」
-「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」，則把「督導台灣事變之處理」列為最優先。至於具體的處理方案，以及已經公開的蔣親筆手諭給陳儀，指示「不可報復」，「從寬處理」等字眼，則未見諸於日記上。
-->加這段到底是什麼意思？是說「不可報復、從寬處理」的手諭是偽造的嗎？
-三月九日日記：「朝課後寫公俠信，召見劉雨卿等指示到台灣後之方針與部署畢。晚與健生（按，國防部長白崇禧） 談台灣與華北情形。」
-三月十二日蔣在日記第三度批評陳儀：「不自知其短缺使余處理為難。」晚上又找了白崇禧談台灣事變，「彼決暫緩行，以待時局略定也。」白崇禧後來是在三月十七日由蔣經國陪同抵台宣慰。
-三月十五日，蔣在日記寫到：「台灣事變自軍隊運到後已大半敉平，然亦未曾根本解決也。可知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。」同一天國府部隊開始對延安展開轟炸及進剿行動，而於三月十九日攻下延安。
-接下來，蔣介石日記中的「反省錄」與「工作課目」，連續出現有關台灣善後處理措施的記錄，包括「研究台灣派員處理善後之時機」、「台灣省政府組織之發表」、「台灣省政府與行政長官公署存廢時期之決定」、「台灣省政府主席與組織之決定」等等。
-陳儀雖已於三月十七日致電蔣介石，表示「對此次事變決議引咎辭職」，但蔣沒有同意。
-三月二十三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將陳儀撤職查辦、清查前行政院長孔祥熙財產，及要求外交部長王世杰離職，蔣在日記中批評：「三中全會對庸之（按，指孔祥熙）要求清查其財產，對公俠要求撤職查辦，對雪廷（按，指王世杰）要求去職等不負責的挾意報復，只求逞快一時而不問是否不顧大局之行為，不僅為共匪稱快造機會，實為毀滅本黨自身之禍因，黨德黨紀毀滅殆盡矣，可痛。」
-->這一篇對理解當時老蔣的心情很重要。即便這三個人在他其他天的日記裡被罵到臭頭，他還是不贊成黨清算他們，可知老蔣此時心中第一要務始終是剿共。
-四月二十二日，行政院會議通過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，改組為省政府，以前駐美大使魏道明為省政府主席，五月十五日抵台履新，台灣事變的處理至此告一段落。
-陳儀改任國民政府顧問，五月十一日離台，隔年六月擔任浙江省主席，後因被控「勾結中共，陰謀叛亂」被捕，經軍法審訊終結判處死刑，蔣介石於一九五○年六月十四日批准執行，而於十八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槍決。
關於陳儀「通匪」一節，已有文獻佐證。當時陳儀的外甥丁名楠是中共地下黨員，一九四五年曾隨舅父來台擔任長官公署助理秘書。一九四九年初國共內戰情勢逆轉，陳儀指派丁名楠送信給駐守松滬杭的湯恩伯，勸其「棄暗投明、戴罪立功」。但因湯恩伯告密，使策反失敗，並導致陳儀被執。
-->陳儀槍決之處，或亦報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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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黃先生很不得體的在特稿中做了以下的評述：「而在亂事敉平之後，他更認為「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。」以今觀之，其觀念之封建、陳腐、守舊可見一斑，若據此而說蔣介石應為二二八事件負責任，應非盡誣。 」
好個以今觀之，真虧他寫得出來！後面繼續「以今觀之」論老蔣失敗云云，就不必說了。有黃先生在，近代史家大概歇業可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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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，回到「歷史的弔詭」這篇名。彼時中央官員大概都把這件事定性為「台灣群眾為反對紙菸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台之同胞」、「對中央及外省人員與商民一律毆擊，死傷已知者達數百人之眾」，接受陳儀報告中的主張。簡言之，對於老蔣以降的中央官民而言，「外省商民」與國府統治「甫收復邊省」之威信，才是事變中的受害者。
而自李登輝時代以降，二二八事件一直被定性為「外省軍隊屠殺本省人」。利用二二八事件操弄省籍情結，大概就等於遺忘那些也算受難者的外省人吧？
http://www.228.org.tw/history228_general.php
二二八事件委員會，事件始末寫的遮遮掩掩
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，二二八事件寫得像種族仇恨的文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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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蔣日記一公開，雖然關於二二八並無太重要的新頁，但足以提供另一個反思的方向：百年之間，歷史可以如此在過與不及之間擺盪。要蓋棺論定，其實為時仍早。又或者殘存下來的那些蓋棺論定的歷史，不過只是偶然的切片，歷史從來不應該有所謂的蓋棺論定。「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」，值得深思。
然而這樣想，似乎又會陷入相對論的虛無裡去？史家畢竟有臧否，而不能不評釋（微言大義仍有義在其中）。錢賓四先生認為「沒有一中國史學家可以不通經學文學」，而太史公自序首述家世、後述儒學源流，都有奉孔子為圭臬之意，此由「伯夷列傳」那句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，亦各從其志也」之解語可證。換句話說，在歷史的現象之後，史家仍應依據所奉行的哲學、立身處事的準則，對事件的脈絡提出解釋。而不是用政治立場為人立墓碑，或者簡單地一句「以今觀之」一筆帶過。
在我看二二八事件要蓋棺論定還早。如果史記今上本紀沒有被竄改得這麼厲害的話，或許能開史學、史筆、史識一道先河，看史公如何采筆，如何評述當代人(在這一點上，報任少卿書能給出的資訊實為不足)。而「漢書」以降只敢修前朝正史，不敢挑戰今上本紀，雖然有愧史公抱負，如此看來也是不得不然。
時至今日，能將同時代的歷史寫得鞭辟入裡而不失其真，大約也只有邱吉爾回憶錄之類的作品了。為什麼有些人寫的「管見」就能代表一整個世代的人，而有些人的管見永遠只是管見呢？果然還是著述者才學見識的問題嗎？老蔣寫日記，或許是個自承愚者的聰明辦法。漫漫數百萬言，留待後人評斷，無字碑與流水帳，在歷史的眼睛裡，大概相去不遠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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